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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达•芬奇密码》所想到的
作者 刘入生 摘自 『约拿的家』文章中心
-------- 反对敌基督文化
作家丹•布朗揉合历史与臆想，写出一部全球畅销的《达•芬奇密码》，着力渲染了一些基督教历史的“未解之谜”。成书之后，轰动一时。更有甚者，近期该小说被拍成电影，以更为人们所能乐意接受的媒体方式传播。电影公映当天，人们趋之若鹜，都想一睹为快。其中该片在深圳剧院公映时，接连几天都座无虚席，场面非常热烈。尽管事后一些报纸对电影的公映效果表示不满，但仍可以看出，影片的公映使更多的人开始认识或接触到《达•芬奇密码》。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会不会因此对《达•芬奇密码》中所宣称的一些“真相”表示认同，与此同时作为基督信仰核心的福音真理却开始被逐渐淡忘呢？难以想象，有一天当一位基督徒向另一非基督徒传福音时，那位非基督徒会摇头表示怀疑：“耶稣是上帝之子吗？噢，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已，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他的情人。这可是好莱坞的电影说的。”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悲哀。
从小说发行后的影响状况来看，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达•芬奇密码》不仅仅获得了市场的成功。这部惊险小说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国籍，极大地动摇了无数读者的信念。小说被拍成电影，更增强了它的影响。丹•布朗是位小说家，他有写作的自由。而对于任何一名基督徒来说，审慎地面对一切对福音真理可能造成冲击的文化影响，避免甚至消除这些冲击的影响，则是一种责任。
感谢上帝！尽管《达•芬奇密码》在全球拥有一千五百万读者，而在国内，各大书店的书架上都找得到它，电影的放映更让它家喻户晓。但在电影公映后的下一个礼拜日，人们仍然走进教会去敬拜上帝。也有不少人对《达•芬奇密码》所记载的情节进行了深入而严谨的考察，用科学的考证态度揭示了真正的“真相”。下面对《达•芬奇密码》书中涉及对基督信仰有冲击的部分内容进行简略分析：
1.关于郇山隐修会及其掌握的重大秘密。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巴黎卢浮宫美术博物馆，夜10点 46分。卢浮宫拱形大陈列馆内，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跌跌撞撞地扑向眼前离他最近的一幅画——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雅克•索尼埃紧接着就被天主事工会狂热的修道士谋杀了。在小说的结尾，人们得知索尼埃是郇山隐修会的导师，是惟一掌握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秘密的人。
在一些经过深入调查而公布的文档中，① 得到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没有任何一位卢浮宫的馆长姓过这个姓氏。索尼埃是丹•布朗为指引读者走上“解码”之路而提出的第一条线索。对于郇山隐修会，作家埃切戈安在上述调查后发表的《正说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做了以下叙述：“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的前言中断言这个秘密组织是存在的，并举了一些最著名的要人。他还声称，这些人名也写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发现的被称作《秘密档案》的羊皮纸文献’上。这些被正式编目的文献作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丹•布朗还再次提到它们，但是，这次是通过他的书中人物之口。小说中，当警察搜查住在维莱特城堡的英国历史学家雷•提彬的家时，他们在书房发现了什么？羊皮纸文献。笺头上印着‘秘密档案——编号4lm1249’。在文献中，人们发现了《郇山隐修会历任卡隆（导师）的名单》。丹•布朗完整抄录了郇山隐修会二十六名导师的名单。从最早的日索尔的让（1180—1220），玛丽•德•圣克莱尔（1220—1266），到桑德罗•波提切利（1483— 1510）、艾萨克•牛顿（1691—1727）、维克多•雨果（1844—1885），最后是让•科克托（1918—1963）。变成了档案保管员的作家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了核实，确实存在‘秘密档案’，其中一些就标着小说家引用的那个编号：4lm1249。我们查看了我们自己找到的这些文献，它们竟然是郇山隐修会的档案！这些档案在60年代中被隐修会的一位匿名成员分多次存入国家图书馆。仔细看，这些秘密文献既不像草莎纸的纸卷，也不像因年代久远而发黄了的纸张。它们是以很普通的，打字的或复印的小册子形式放在那里。但是它们里面全是证据，涉及17世纪的史料编纂人、精通谱系学的神父、罕见的手稿、纹章研究、秘密的出版社。一些迷恋者曾试着追溯这些踪迹，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提到的人死了，手稿不存在了，出版社从来没有过或者地址不对。但是这些名字反映着一幕幕的历史，反映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地点，需要一个大博学家的知识。为什么？谁可能是神秘的匿名‘捐赠者’呢?......其实，‘匿名捐赠者’是三个人。杰拉尔•德•塞德、皮埃尔•普朗塔尔，还有某个叫菲利普•舍里塞的人......最后这位生在阿登省，但是长期生活在列日，客串喜剧演员，同德•塞德一样经常光顾超现实主义的团体，是一位活百科全书，也是一位造假的天才......1979年，他承认他亲手制造了所谓索尼埃神父找到的羊皮纸文献。”
原来《达•芬奇密码》的前言中断定的“真相”的证据本身是伪造的。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郇山隐修会呢？作家又做了以下叙述：“让我们追溯历史。在十字军时代的耶路撒冷，的确有一家修道院——郇山圣母院，但完全不是什么秘密组织。必须承认事实：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提到过什么‘郇山隐修会’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某个，哪怕是很小的论据，可以让人把1307年被歼灭的圣殿骑士团和有可能秘密存留的一个郇山隐修会联系在一起......我们找到了创立郇山隐修会的证据。但这可不是从不得不钻进去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也不是从小心地提到这个隐修会的十字军成员，或耶路撒冷的香客的叙述中找到的。很简单，因为这个组织创建于1956年6月25日！这一天，皮埃尔•普朗塔尔在上萨瓦省的圣朱利安这个普通的专区政府申报这个组织。郇山隐修会是一个依据1901年法建立的普通社团，与一个集邮联谊会没有什么区别。1956年7月20日的《政府公报》只简单地提到它的宗旨是‘研究和成员的互助’。它开始时由四个人组成，其中包括皮埃尔•普朗塔尔。他的姓不是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只是普朗塔尔。他是阿纳玛斯的一家取暖炉工厂的绘图员。他的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一份名为《流转》（Circuit）的价值不大的报纸，自称是新闻性的和捍卫低租金住宅家庭的权利与自由的报纸。这个组织主要是普查阿纳玛斯的某些住房的‘小路铺沥青和水表的问题’。另外，似乎‘郇山’这个命名更多是参考了上萨瓦省同名的山（协会希望在省里创建一个‘学习与休闲中心’）而不是古代的耶路撒冷。”如此看来，郇山隐修会只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中期的普通公益组织，不是一个掌握重大秘密的神秘组织，那么关于郇山隐修会所掌握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秘密、并由历代导师相传并保守的说法，就显得没有根据了。
2.圣殿骑士团与“圣杯”。在小说的描述中，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担任耶路撒冷卫戍任务的圣殿骑士团，其首要任务不是确保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们的安全，而是受郇山隐修会的委派，找回被埋在圣殿废墟下，证明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婚姻的一些文献（即“圣杯”）。而隐修会的成员其实是圣殿骑士团的指挥者。圣殿骑士团据说在现场挖掘了九年才找到这份“宝藏”，将它带走并藏到欧洲。靠着传奇性的圣杯，据说他们可以让罗马教廷屈服，这也许能说明他们把圣杯看作是一笔巨大的财产。他们的文献据说可以从根上毁掉教廷和王国，教会和王国尽管使用了种种办法，包括死亡的威胁，也没有能够拿到这些文献。最终教廷和王国联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杀死了圣殿骑士团的大部分成员。幸存的一些成员，则以郇山隐修会导师的身份藏匿起来，并且一代一代地保守着“圣杯”的秘密。
从史实角度考证，②圣殿骑士团确实存在过。约1118年，香摈区有个叫德•帕英的骑士，也许是圣伯尔纳的亲戚。在通往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的大道上，德•帕英和几个朋友一起保护朝圣者。这些“基督的可怜骑士”，得到安茹的富尔克、香槟区的于格（HuguesdeChampagne）等十字军要人支持。他们决定要过清贫的生活，采用奥古斯丁修会的教规。圣地的国王和宗教领袖，则引导他们去保卫和作战。 修士们应该打击与信仰为敌的人，服从修会的教士会议和教皇。除了教皇之外，他们别无其他教会的权威。 1139年，莫诺森二世确认了他们的教规，而圣伯尔纳写了《新军荣誉赞》后，再也没有人怀疑修士的使命。圣殿骑士团以封地为基础。他们的封地多半在外省，由受封骑士或教师管辖。修会里的13名要人，推选出一位团长来管理修会。修士之间也有分工：劳动的是职业修士，神父专职祈祷，骑士和士官则负责打仗。在十字军东征史上，圣殿骑士团是重要的名字。
从军事观点来看，它是一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队，可随时动员三百名骑士、士官、反土耳其的人和步兵部队。 这支兵力基本上不受王室指挥，因而在发生冲突时，指挥权的归属就会出问题。 外界的赠与帮助了修会发展；圣殿前的王宫，让修会有了圣殿骑士团这个名称。德•帕英和同伴在西方巡行，获得极大的地产，奠定西方的圣殿骑士团封地的基础。圣殿骑士团还有其他发财方法：有权募捐，遗赠所得，组朝圣团去海外，从事东西方间必需的银行业和交易活动。圣殿骑士团掌握着东西方的商行，就像一个拥有各式分行的机构。它接受君王定期存款，法国和英国国王就曾将御库托巴黎和伦敦的圣殿骑士团保管。它也让人存放首饰和宝物，要付利息和押金，但可从远方转交，为的是要与意大利商人竞争。总之，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金融圈中，地位举足轻重，许多人以为它富甲天下——这一点显然名过其实，由此也导致了它的毁灭。“美男子”腓力（法国国王）的顾问巧妙利用这些舆论，还加上一些异端邪说、毫无根据的指控。1307年10月，他们说服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12年的维也纳宗教会议上取消了修会。圣殿骑士团的财产移归医院骑士团，总团长德•莫莱，于1314年3月18日受火刑，烧死在柴堆上。激烈反对圣殿骑士团的是法国国王，主要是为了占有财产，而不是如丹•布朗所说的为了教廷。而且，没有史料表明，圣殿骑士团获得了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并以此使罗马教廷屈服。作为小说，引入“圣殿骑士团”是为了增强其历史证据的力度，但却并非历史的真相。
3.关于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坐在基督旁边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以及代表“圣杯”的基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V”形空隙。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这是一个“秘密的关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在这幅为米兰的圣马利亚教堂所绘制的壁画中。首先，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可能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不是使徒约翰，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丹•布朗写道：“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晳，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
确实，画中的约翰有清秀的年轻人的相貌，一张没有胡须的面庞。但是他的胸部干瘪，手同其他使徒的手没有区别，并且他也不是惟一留长发的人。其实，约翰长得很漂亮，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常见手法。这是为了强调基督与他最喜欢的弟子，福音书所说的“耶稣的最爱”的接近。应该承认，达•芬奇笔下的圣约翰并没有十足的阳刚之气。但由此就断言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则显得缺乏证据。③
其次，丹.布朗为了论证《最后的晚餐》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的加密的喻意画，提出了第二个论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空间构成了一个 “V”，他说这是“圣杯-----女性子宫”的象征符号。”还有，两个人物在桌前的位置构成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的“M”（名字的首个字母）。
当然可以看到这两个字母。而且使用这类方法，可以在成堆的绘画作品中发现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丹•布朗把绘画的神秘的几何学理论过于简化了。实际上，这些理论与这类幻想毫无关系。然而，正如许多艺术史学家所指出的，基督与约翰之间的空隙是相当“精彩的”。例如达尼埃尔•阿拉斯提出了与《达•芬奇密码》完全相反的一个说法：这个空隙表现出了无法估量的距离，它区分了人与神的双重本质，区分了基督的本质和他最喜爱的弟子仅具有的人的本质。达•芬奇的画作的本意是希望表现基督是上帝之子。④
丹•布朗提出的另一个论据：在《最后的晚餐》中，使徒彼得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嫉妒者——“画上的彼得恶狠狠地斜靠着马利亚，他的手像刀刃一样横在她的脖子上”。而且，“有一只手从那群门徒中间伸了出来——这就是那只握着匕首的手”。
实际上达•芬奇只是忠实反映了福音书中所说的这顿最后的晚餐，彼得就耶稣刚刚说的话向约翰询问（约翰福音13：24）。而耶稣刚说的话是令人震惊的：他宣布坐在桌前的某个人出卖了他。在达•芬奇之前，其他的艺术家都是以静态的手法表现这一场面的。通常是所有使徒有规律地沿着桌子分布，处在同一平面上。在大部分的画中，犹大在一边，与其他人相对，他是惟一没有光环的人。恩斯特•贡布里希在《影像的生态学》中说：《最后的晚餐》是“一句话（宣布背叛）对一群人造成的冲击”。达•芬奇的画作涉及各种心理特征：吃惊、怀疑、气愤、恐惧、否认……到底谁要背叛主？彼得为了说悄悄话而走近约翰，因为犹大就在旁边（这是丹 •布朗忘记指出的主要因素）。所有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彼得握着象征性地指向变节者的匕首。这把匕首也影射了稍后在客西马尼园里，彼得为了不让卫兵抓走耶稣而抽出的刀。但由此而得出彼得因为嫉妒而做出威胁性的手势的臆想，根据似乎显得薄弱。⑤
4.关于基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关系。《达•芬奇密码》提出了一个假设：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名副其实的伴侣，他俩可能有一个孩子；她在早期的教会中太重要了，以至于盖过了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所以从最早的文字材料起，就一定要规避她。随后，丹•布朗又写道：天主教教会于4世纪，在尼西亚公会上，决定让这个真正的累赘永远消失，以便教会的权力男性化！
如果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早期教会拥有如此高的地位，那么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新约的其他经文不再提她了？在保罗那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使徒行传叙述了耶稣升天后教会的诞生时，也只是模糊地提到与使徒们一起祈祷的“几个妇女”，在其他的使徒书中也是只字未提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如此亲近的一个女人，他的复活的第一个目击证人，怎么没有在早期基督教社团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呢？如果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性别歧视的倾向，那为什么一段时间内，天主教会不仅不反对，反而支持对这些女人的崇拜呢？他们甚至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上，宣布拿撒勒的马利亚是“上帝生母”。
而于公元325年召集的尼西亚公会，主要是讨论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亚历山大的教士阿里乌（256— 336）的学说是导致召开尼西亚公会的危机的根源。基督教历史学家米歇尔•梅斯兰在《宗教百科全书》中解释说：“对阿里乌来说，三位一体中的神既不能相等，也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创造的，也是非生殖的。可是，只有圣父符合这个定义。圣子因此不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是次上帝。他的座次位于最卓越的上帝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走到了一种严格、绝对的一神论学说……”尽管受到亚历山大教会的谴责，阿里乌的观点还是拥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包括帝国中各个基督教团体的主教。出于对平息不断恶化的冲突的关注和对于主教们要求他解决矛盾的期待的满足，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的皇宫召开了第一次“普世的主教会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涉及全球的教会。约有三百名主教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种信条，即“尼西亚信经”，信经的第一个表达方式是确认基督“与圣父的本质相同”，他与圣父是“同质的”。最终君士坦丁放逐了阿里乌。但史料没有记载比此更为重要的公会议题，也没有史料证明尼西亚公会是以“使教会的权力男性化”为其宗旨的宗教问题会议。⑥
从圣经本身来看，约翰福音20：11—18节描述了基督复活后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发生的一段对话，这是圣经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明确提及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地方。复活的耶稣只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人显现。就使人们对这个女人以及她与耶稣的关系产生各类遐想。不过遐想终究是遐想，上帝所没有明示人的，人没有一种大到可以去质问的权力。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段满有安慰的经文，显示了基督对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爱，与对其他门徒的爱有所不同。与此类似，得到基督赞赏殊荣的，还有伯大尼的马利亚（参约翰福音12：7—8）。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和伯大尼的马利亚关系亲密这件事情是清楚的，但也就仅此而已，很难像丹•布朗宣称的那样，基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更不用说留下后代等缺乏证据的说法。
不必对《达•芬奇密码》中的问题或破绽一一提出，因为经过考察，人们会发现小说毕竟不是历史真相的纪录。但不可否认和忽略的是：《达•芬奇密码》对纯正的基督信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然否认基督的神性。而且很显然，很多的人已经受到了《达 •芬奇密码》中所谓“真相”的影响。人们的信仰正面对着除异端搅扰外的另一种危险：敌基督文化的冲击。
关于敌基督文化的冲击，圣经早已给出了警告。“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参 提摩太前书 4：1）。只是它现在就已经开始肆虐流传的速度，却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在文学方面，目前似乎神秘主义文学正悄然兴起。在国内，以传播极为广泛的网络媒体为例。各大文学网站充斥眼目的是“玄幻”类的作品，而传统文学仅能居于次席。在这些“玄幻”文学中，大多数渲染的主题是人可以借助某些所谓“魔法”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最终成就了重大的业绩，等等。鉴于对“魔法”的重视，这类作品中也着力渲染了在国人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泛神论”观点，而且当普通的人获得了某些“魔法”后，他们也就“成了神”。当然，他们之间需要通过互相斗殴或者杀戮来区分出高低不同的级别。于是，传统的儒、释、道纷纷登场，因为作品可以借助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宗教迅速地进行推广；然而基督信仰却乏人问津，原因也很简单，十字架的道理与作品所要重点描述的强权争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现在覆盖率极高的电视媒体中，人们鲜见基督信仰的报道或情节，然而在琳琅满目的电视节目中，却到处可见寺庙、道观、偶像、相术占星和暴力强权？长期的耳濡目染，人们很容易形成以利益、强权和神秘主义混合而成的“信仰”，最终失去了接触和了解真理福音的机会，当代青少年尤为如此。如果说国内的“玄幻”现象是因为这些作品抓住了国人长期以来的“宗教混合”心理的话，那么国际范围内神秘主义文学的抬头更值得思考。看看近几年来影响重大的作品，从《哈利波特》到《指环王》，再到《达•芬奇密码》，这些作品的读者群遍布全球，大多数这类作品还被拍成电影，以覆盖面更广的方式进行传播，对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造成了深深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再联想到它们所渲染的主题，可以得到一个不乐观的事实：目前主导文学潮流的，是这些以神秘主义文学为首的敌基督文学。实际上，这些作品各自有多少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地方，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达•芬奇密码》现象”的盛行揭示了什么？它的深层次动力是什么？毫无疑问，这些作品顺应了人们所谓的质疑传统的宗教教育的潮流，同时，也顺应了对象征、神圣和神秘需求的潮流。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把这叫做“套装宗教”。为数不少的人最终都在借种种宗教，或者借流行思潮中适合自己的那些内容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比如：《达•芬奇密码》的伦理就是：人们相信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追求神秘才最为重要。而只要有寻找，总是可以发现更多神秘的事物…… 这并不正确，然而需要承认的事实是：这就是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影响人们生活和信仰的文化思潮。
这些作品的不断问世，确实迎合了人们日益增强的质疑一切事物的心理。至于它们荒谬的动力，则来源于一个流行的提问：“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呢？”。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才如此地畅销。这些书打开了视野，让人思考。但是其推理常常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证明它是错误的，那么，它就肯定是正确的。而人们普遍可以接受这种推理方式。不论是出于利益的追逐或其他因素的考虑，这些作品的日益强大说明了有许多源源不断地在从事这些文学创作的人，这些神秘主义文学作品并不是由于需要捍卫真理而被迫写下的。它们是主动的、有意识地被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敌基督文化是在主动地、自发地向基督信仰发起攻击。
那么，作为教会或者信徒自己，面对这样的攻击，又会怎么样呢？《达•芬奇密码》风靡北美的时候，据称，在美国，教会感受到压力并决心回应。另有一些教会做好了声明的准备。大多数的教会并未采取任何的回应，也许是没有认为这件事情是严重的、不能容忍的。此外还有少部分信徒认为这是对基督信仰很大的攻击，并决定在《达•芬奇密码》公映的时候到影院发放福音单张。看到面对敌基督文化攻击的时候，能够有教会或信徒做出迅速得回应，无疑是好的现象。但也可以看出：教会或信徒个体反敌基督文化攻击的策略，主要是被动的防御。在一波敌基督文化的攻击后，教会或信徒个体用各样的方式，来护卫纯正的信仰不被歪曲，并尽量多地帮助一些缺乏分辨的人从敌基督文化的漩涡中脱离出来，这是所能见到的常用方式。包括本文也在运用这种方式，要在《达•芬奇密码》公映并造成影响后，再来试图说明它的问题所在，这时往往敌基督文化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攻击了。那么，能否在敌基督文化向文化圈发动新一轮攻击之前，由纯正的基督信仰先来影响文化圈，主动的打击敌基督文化的猖獗势态呢？如果主导世界文化主流层面的，是敌基督文化，那是把生命的意义视为荣耀上帝的基督徒的失职之处。
历史上不乏反敌基督文化攻击的先锋，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给迷醉空虚的、漫无目的的社会现状指出了光明的道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向被金钱和权势掌控的罪恶人心彰显弥足可珍的爱和怜悯；托尔斯泰的《复活》告诉所有人必须重生；谢尔登的《追随祂的脚踪》呼吁跟从基督的人必须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各自所处的不良社会背景下、也是敌基督文化像弥天的黑幕一般企图遮盖这个世界的时候，向这黑幕射出的支支利剑。它们在那个时代重创了敌基督文化，即使到现在也仍然延续着它们的价值。当代更需要有这样看见的人，更需要能重创敌基督文化、传播纯正基督信仰的作品。如果像《宾虚》、《耶稣受难记》这样的影片能多产生一些，敌基督文化就不敢如此的放肆。愿上帝的大能来赐福这项善工！
究竟在21世纪里，敌基督文化能够多大程度地抵挡纯正基督信仰，取决于有多少上帝的仆人看到并来从事反敌基督文化的事工。在积极的卫道方面，需要有21世纪的特土良和达秘。对引诱人们的目光开始偏离真理的末世文化感到担忧的人们都希望看到，在这个世纪里，宣扬纯正基督信仰的文化能够牢牢地主导世界文化潮流的发展方向。但是很显然，敌基督者在没有受到最终应有的刑罚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有恩赐的信徒，起来！有负担的教会，行动！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思维、口、笔、媒体，向敌基督文化狠狠地开火，创作出大量的、传播纯正基督信仰为主题的文化作品，以此来坚定地向那恶者说“不！”。有理由相信，基督是与这些上帝的仆人同在的，而他们也将听到主的褒奖，告诉他们“做得好！”。有什么样的奖项能比得到这样的称赞更为宝贵的呢？
刘入生
06年7月3日
参考文献：
1、发表于2004年9月初的《新观察家》上的关于《达•芬奇密码》史实的调查文档，作者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
2、发布于2005年7月5日www.zuoan.cn 上的的关于圣殿骑士团相关历史资料的网摘。
3、④ ⑤ ⑥ 选自《正说达•芬奇密码》，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与勒努瓦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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