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李邱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黄李邱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毛泽东知道这不是真正意义的胜利。要是日本人不去打美国，美国人决不会为亚洲和日本干起来，那样的话，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不那么容易获得胜利了。可是，犯傻的事情美国人又接着日本做了一回。朝鲜战争让毛泽东找到一个可以使中国人民彻底振奋精神的切入点，战争的结果很使全国人民扬眉吐气，也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毛泽东又一次用军事手段的办法，实现了军事目的以外的目的，这可能是他天才的领导指挥艺术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朝鲜战争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胜利鼓舞了人们的冲天干劲，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消耗掉的物力很快就获得补充，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增长。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间消灭了娼妓、赌博、吸毒等沉渣，而且还在极短的时间里消除了蝗虫、血吸虫等这些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生存的灾害，同时黄河、海河等的治理也一步一步展开。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候，毛泽东却越来越焦虑。他在诗词中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号召中国人民：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鼓励广大劳动人民，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不看出毛泽东的焦躁心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毛泽东真的想一步登天吗？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自然知道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不至于这么盲目。

　　让我们把探询的目光转到延安时期的窑洞里去吧，毛泽东在那里写了许多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百读百新的著作。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文学艺术应该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他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这篇讲话源于对王实味的批判。王实味在《野百合花》里把某些领导人爱京戏，机关周末举办舞会描述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他把延安人描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并流传到国统区的报刊上，影响很坏。现在，我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的形象：头发很长，穿的衣服和现在的真的要饭花子差不多。

　　 在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从这些语言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出马，指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领导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及周扬、林默涵、邓拓等的一封信里这样写到：“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了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毛泽东说过，高贵者愚蠢，卑贱者聪明。春秋战国时有人说过，肉食者不足以谋。民间也有一句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晚。我们不能将毛泽东的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成一个政治家装点门面的话。人民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占据着很大的位置。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残留得太多。五七年的反右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方面的强迫改造，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这是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的一句话，可以认为整个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设想。

　　 当然，文革前夕，中国有些微妙的权力之争。毛泽东为他的话出不了北京，曾大为恼火。这里，应该提一下吴晗的《海瑞罢官》，吴晗好象当时是北京副市长，他的《海瑞罢官》被认为有影射嫌疑决不能说是空穴来风。所以，有的人认为毛刘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文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当“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被“打倒”后，毛泽东继续号召“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向各级地方政府夺权，后来又号召各地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如果是为权力，刘少奇等一倒，文革就可以结束了。

　　 毛刘的矛盾只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导火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农大众的力量已经发挥出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阻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落后，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既然可以一样的为新旧社会服务，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身上和社会主义格格不融的的落后的思想，彻底让知识分子融入无产阶级中，彻底扫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大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目的也合了发动文革的目的。

　　 停笔沉思，无法表述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历史啊历史，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阴差阳错。

　　 请允许我用毛泽东的话结束本文。

　　 “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