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治疗：500万天价医疗费换来6张泣血遗书···这不叫医院，改名“屠宰厂”得了

2006年11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爆炸性的新闻事件：哈尔滨市退休中学老师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住院67天，竟花了550多万元的天价医疗费。550万元医疗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样一笔骇人听闻的医疗费为什么会出现在当下的中国？儿子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为什么会被愚弄和利用？11月24日，本刊组织特别采访小组，几经周折找到已逝患者翁文辉的儿子翁强，详细采访了这起事件背后的种种故事。

儿子痛心：父亲的六张“遗书”竟成无法破解的谜

“我每天挨打”。“巧克力”。“水太热了”。“我太热了，要一条手巾”。“我感冒了，给我拿一个枕头”。“你们这二位同志对我有什么意见吗？”“你们两位不要为难我了，我都快死了，我非常害怕”。“我要回家”！

六张字迹凌乱的纸片摊在翁强面前。这是他的母亲富秀梅交给他的，纸上的内容是他的父亲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里写下来的。这是父亲留下来的最后的笔迹，每一张纸片都像一把刀子一样割着翁强的心。这个血性的东北汉子恨不得马上冲到重症监护室去质问那些医生、护士，一个76岁的老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天天挨打？一个全天24小时护理的地方怎么会让病人感冒？那两个为难父亲的“同志”又是谁？

母亲富秀梅知道翁强的这种性格，知道他对父亲的感情，所以一直悄悄保存着这六张纸没让他看见。直到翁文辉去世几天，丧事办完以后，才拿给他看。自从父亲住院以来，翁强的情绪一直大起大落，痛苦，焦急，愤怒，可是从未像看到这六张纸条时那样痛苦、震惊和暴怒，当时真是杀人的心都有！可是他又必须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父亲刚去世，整个家庭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尤其是天天以泪洗面的母亲，他不能再让母亲受惊。他强忍着眼泪，把这六张纸条与两箱材料放在了一起，成为他日后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最后清算”的又一个证据。

那两箱材料是翁强搜集到的所有他父亲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期间的单据，收费单、化验单、医嘱、取药单等等，应有尽有，数万页，几十公斤重，其中所包含的荒唐、不可思议的贪污、医疗问题不胜枚举。最令人震惊的是，67天的住院费，竟高达近140万元，加上翁强按照医生的要求购买的410万元自备药，翁文辉67天的医疗费竟达550万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医疗费之最。

亲情无价：金钱无法计量儿子对父亲的那一份感情

翁强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教师之家，父亲翁文辉和母亲富秀梅都是中学老师，对三个儿子非常严厉，对学生却慈爱得出奇。在长子翁强的记忆中，翁文辉在拥挤的家里给学生辅导功课，没有地方坐，就把床上的木板抽出来让学生坐，等学生走了再铺床睡觉。翁强常常打着瞌睡等父亲辅导完学生，自己才能睡觉。可是翁强本人的兴趣却在足球上，不爱读书，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打。天性倔强的翁强进了专业足球队，常年随队训练、比赛，十几岁就离开了家，这造就了翁强独立、顽强的个性，为他后来在北京独立拼杀于商海之中奠定了性格基础。

翁强在北京的事业做得很大，工作非常繁忙，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出差回哈尔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况常有。这使得他经常觉得愧对父母。在父亲病重期间，对父母心有愧疚的翁强有半年时间几乎把公司的事情全都放下了，全力挽救父亲的生命。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以前很少进医院的他，却在与医院打交道的过程中，体验了比他经商更多的磨难、痛苦和悲愤。

父亲翁文辉几年前患上哮喘，治疗一段时间，又查出了恶性淋巴肿瘤。2005年5月，翁强把父亲送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进高干病房。因为多次做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只好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可是就在转院的当年天晚上，翁强遭遇了一次很不顺心的事。他没想到重症监护室有关人员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你们有钱吗？同时还宣布了重症监护室的几项规定，其中包括：不准欠钱，一旦没钱，马上停药；送进重症监护室的病人由医生和护士24小时护理，不准家属探望。后来还给翁强加了一条要求，说是为了保证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病人，要求他们家给医生和护士每天送三次饭！

为了救父亲，翁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对“你们有钱吗”这样的问题，翁强强忍着怒火，只说“绝不会欠你们的钱”。按说答应了要求，病人就该由重症监护室接管了，可6月1日,前来转移病人的只有两个护士。当时翁文辉身上插着多根管子，病床很重，显然两个护士移不动。翁强问怎么只有她俩，两个护士却不以为然地说：“就我俩。转移病人你们得自己想办法。”翁强只好花钱请了几个民工帮助转移病床。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件事，后来在重症监护室主任于玲范的嘴中却变成了“翁强花钱雇了200多个民工来医院闹事”！也正是这位于玲范主任，让翁强领教了一个无良医生的欺骗、霸道、贪婪，尤其是医德的严重堕落、沦丧！

自从父亲转进重症监护室，翁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交钱，一件是买药。每次交几万元，翁强总以为可以用几天了，可是到了晚上或者第二天一早，他就会收到重症监护室的电话，说钱用完了，马上续交押金，再不交就得停药。任何一个病人家属都经不住这样的威胁，父亲的生命在人家手里呢。5万、8万、10万，交得如此之多，如此之频繁，翁强自然怀疑过，曾经索要过账单，可是答复却是，你不信任我们吗？再问就是，忙着抢救，没时间打账单。就这样，父亲住院67天，翁强交钱几十次，总计近140万元。交钱的过程中常有一些怪现象发生，比如收钱的人没有马上给他开押金单，后来拿到押金单发现收钱用的章子有多个，不统一。对这些情况，如果不是父亲的命押在他们手中，作为商人的翁强是一天也不会容忍的。

翁强在商场上素有强人之称，很少受这样的窝囊气。可是为了父亲，他只好忍着。他说，自己的命是父亲给的，为了延续父亲的生命，他宁可豁出自己的生命，哪怕只换来父亲一天的生命也好。

交钱之外，翁强还常常接到于玲范的电话，要他买多种昂贵的药，光买活化蛋白一项就花了100多万元，累计买了几十种药。有些是翁强亲自到欧洲买来的，有些是托人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买来的，多数是非常昂贵的进口药。买药的钱比住院的费用高出两倍。有人问翁强，你花这些钱救你父亲值吗？翁强的回答是，钱毕竟可以再赚，生命却是无价。

翁强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父亲的生命，甚至在父亲去世前两天，他还按照于玲范的要求，买了28万元的药送进重症监护室。可是直到父亲去世后，他才知道，他的这些付出，他要竭尽全力挽留父亲生命的孝子之心，被多么残酷地利用了！

医生索取：从昂贵药物到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2005年8月4日晚，翁强带着按照于玲范的指令买来的九盒他格式和四支诺基，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他盼望着这次药用上以后，父亲能够好转，能够出院与家人团聚，哪怕一天也好。没想到，第二天中午，从重症监护室传出消息说，对翁文辉放弃治疗！又过了14个小时，也就是8月6日凌晨2点，重症监护室传出消息，翁文辉去世！

生命一去不复返，留给翁强和家人的只有悲伤。这时的翁强不想再被愚弄下去了，决心要把他心中的疑惑打开。

他气愤地追问，是谁下令放弃治疗的？经了解得知是于玲范与另一个医生协商后决定的。又是这个于玲范！翁强在这67天的时间里与她打过无数次交道，每次都留下痛苦的烙印。翁文辉刚转过来不久，于玲范就向翁强提出要两张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票。翁强找人花5000多块钱买了两张位置最好的票交给于玲范。于玲范来北京听演唱会住的是钓鱼台国宾馆，不是公差，凭她自己正常的经济收入，肯定住不起的。谁会为她出这个钱呢？就在翁强住院的这67天里，于玲范两次出国，三次出省，可是她作为翁文辉的主治医师之一、作为重症监护室的主任，多次抢救时不在场。有一次，翁文辉化疗后抢救，翁强打电话找到于玲范，于玲范说她家人也有病，来不了。于玲范还常常以病房忙为由，让翁强的司机帮她接孩子。翁强多次索要账单，每次都是于玲范阻挠。一天晚上，一位医生催翁强交钱，可是当天下午翁强刚交了5万块钱，怎么也不可能用得这么快呀，翁强提出要看一看账，医生说这得向于玲范请示才能看。可是一请示，于玲范马上说翁强要查账，治疗就得停止。翁强只好作罢。每次于玲范让翁强买药，都是特别强硬的口气，不容询问原因；药送进去，不作登记，没有任何记录，又不让家属进病房，这些药是不是用在翁文辉身上了，用了多少，都无从获知。最后送进去的那批药，从时间上推断，肯定没用完，可是翁文辉去世之后，翁强问起剩余的药在哪儿，护士说就放在冰箱里，不知怎么就没有了。问于玲范，她竟然说，重症监护室又不是你们家的药品仓库，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翁强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想知道他买的400多万块钱的药究竟用了多少，还剩多少。可是几十人的重症监护室，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于玲范干脆拒绝回答，让护士退给翁强几包药，翁强打开一看，药很少，里面还有他从来没买过的中药！

其实，翁文辉住进重症监护室时间不长，翁强就觉得那里管理很差，医风败坏。有一次，他去给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送饭，到了值班室，一个人也没有，叫了两声也没人应，推开另一个房间的门一看，值班的护士都在睡觉。还有一次，只有护士在，一个医生都没有，要开化验单也没人开。翁强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院长，院长说这不应该是家属反映的事情，缺人的话，他们科里自会安排。那时翁文辉正在危险中，翁强只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他也曾想过要把父亲转走，可由于父亲病太重，无法转院，只好勉强维持着，想等父亲好一些再说。

翁强表面上很坚强，感情其实很脆弱。自从把父亲送进重症监护室，他只进去过三分钟。不是不想见父亲，他是怕见到父亲满身插着管子的样子。父亲那副“受刑”的样子让他心疼得打战，眼泪马上就会冒出来，而他一哭，会让父亲伤心。翁文辉一直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家人一直都在骗他说是气管感染。也许翁文辉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病情，故意表现出坚强，配合治疗，接受儿子的孝心。可是在翁强看翁文辉的那三分钟里，翁文辉哭了，翁强给父亲擦去眼泪，安慰父亲说很快就能回家。在高干病房时，翁文辉还能说话，一次他很认真地对翁强说：“我求你一件事。我一辈子就存了6万块钱，等我去世后，你能不能帮我4万块钱，凑够10万块钱，交给一个曾经帮助咱们家的老人。”向记者讲述这件事的时候，翁强流泪了。翁强说自从他下海后，父亲从不关心他的生意是赔还是赚，但只要打电话，总会嘱咐他要正道直行，别干违法的事。父亲从来不要他的钱，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开口求他帮忙。当时翁强痛快地答应了，同时也宽慰父亲说，他的病不重，很快就能治好回家。翁强后来没有再进重症监护室，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父亲肯定能治好，很快就能回家。可就是进监护室那三分钟，翁强看到了让他十分惊讶的情况：父亲刚进重症监护室时体重将近45公斤，可是此时只剩下不到25公斤了，每天很难进食，24小时戴着呼吸机，嘴里、身上一直插着各种管子，怎么能不瘦呢？翁强感到莫大的悲凉和无奈。但不懂医学的他，为挽救父亲生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向医院付钱、买药。可父亲还是走了！对医院在抢救他父亲的过程出现的许多过失，翁强决定向医院清算。



神奇医院：

患者死去四天还能抽血化验

还没等他去清算，又出现了更为荒唐的事情。翁文辉在8月6日就去世了，可是8月8日，在化验室里出现了翁文辉的化验单；8月10日，又出现了翁文辉的抽血化验单！能在死去四天的人身上抽出血来，这家医院实在神奇！

翁文辉去世后翁强就催着结账，但院方一直拖着，直到8月12日，院方告诉翁强有两张交费总账单，先给他出具第一张，账单上显示的费用一直收到12日，也就是说翁文辉去世后六天还有医疗费用发生。另有一张账单到15日才出。更令人奇怪的是，12日账上还有8万多块钱，到了15日，账上一分钱也没有了。翁强索要治疗明细表，重症监护室一直推三阻四，就是不提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良知，总还有人保存着正义感和起码的良心。重症监护室的主治医师王雪原站了出来。

王雪原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四年前来到重症监护室工作。在翁文辉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参加了大部分的抢救治疗工作，也亲眼目睹、亲自经历了一些让他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写了多份材料给翁强，并帮助翁强拿到了本来重症监护室该主动提供的治疗明细表，让翁强看到了太多可怕的事实！翁强又找出了许多证人，其中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护士长郭小霞、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输血科主任丁巾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挖出了重症监护室令人不寒而栗的内幕。翁强多次向院方反映情况，院方曾向翁强提供过一份名为《关于患者翁文辉在我院住院期间的初步调查》的文件，就是院方自己的这份调查，也承认了医院方面的许多漏洞。

王雪原作为主治医师，有下医嘱的权力和资格，但很多医嘱上写着他的名字，却显示了不同的字体。王雪原接过翁强购买的药，但有一次于玲范竟然命令王雪原把翁强购买的药用在别的患者身上，并向别的患者再收一份钱。有许多输液的医嘱是王雪原下的，可是账单显示使用的数量与医嘱上完全不同，而且到了完全不合情理、贻笑天下的地步。比如 7月5日到8月4日这一段时间，据院方单据记录，翁文辉的输液量竟达到1080113毫升，1吨多！其中减去用作血滤的475642毫升，输入患者体内的液体还有604471毫升，每天平均的输液量多达19499毫升。这么多的液体，患者24小时不停地输也输不完。还有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7月12日和 13日这两天，液体总量分别达到了149099毫升和166105毫升，病人几乎就是全天泡在液体里了。这些情况都说明，许多数据都是伪造的，为的是凑上患者交的款额。

重症监护室不只伪造数量，为了与数量匹配，大量伪造医嘱、病历。翁强多次向于玲范要病历，这是任何一个病人家属都享有的权力。可是于玲范却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直到患者去世，也没向翁强提供完整的病历，只提供过6月1～5日的病历。可是稍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份病历是伪造的，因为病历上王雪原的签字竟然多达六种笔体！

关于住院治疗费以外的那400多万元的自备药，翁强一直心存怀疑，但由于没有知情权，由于重症监护室被于玲范之流完全控制着，没法了解事实的真相。后来有了王雪原等人的佐证，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于玲范完全把翁强购买的自备药当成她的又一条生财之道，只给患者用了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被她私自利用。据院方单据显示，6月9日，医嘱写着用沐舒坦74支，却领了90支，其余16支被挪用；6月13日这一天，医嘱上写着用66支沐舒坦，实际上领走了132支，其中66支不知去向；6月 3日给病人使用白蛋白5支，却收取了10支的费用；同在这一天，医嘱上写着使用两个万古霉素，却收了4个的钱；还在这一天，医嘱上写着用日达仙3个，却收了10个的钱。400万元的自备药，真正用在翁文辉身上的不知道有多少。翁强为挽救父亲生命买来的药，被医护人员当作商品重新出售，获取高额利润，而这其中还有于玲范指定厂家的产品，她与这些厂家究竟是什么关系，也值得人们怀疑。

骇人听闻：数据显示荒唐透顶的治疗

为了挽救父亲生命，翁强不惜血本，不管多贵的药，只要父亲用得着，他都会想方设法买到。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于玲范竟然把一些肿瘤患者绝对不可以用的药也用在了父亲身上。

珍怡是一种昂贵的生长激素，说明书上明确地写着“该药为肿瘤进展症状的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的危重病人禁用的药品”，而于玲范明知患者患禁忌症，却从6月1日开始，命令她手下的几个医生给患者使用了11支之多。翁文辉在刚住进这家医院的时候就在他的病历上明确标注着对氨茶碱和安痛定过敏，可是在院方提供的药品明细单上，出现了多次使用氨茶碱和安痛定的记录，这不是让患者雪上加霜吗？更为可气的是，翁文辉从未患过糖尿病，可是院方提供的治疗方案上明确写着查血糖588次，平均每天查近9次！

翁强还从院方提供的住院费用明细单上发现一个让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情况：在67天住院时间内，翁文辉总共输入了25.8万多元的血液制品，其中7月30日这天，就以翁文辉的名义从血库领了94袋血，这是否意味着这一天翁文辉输了94袋血呢？如果这94袋血全部输给了翁文辉，那么他在24小时内的输血总量至少是9400毫升，而一个成人全身的血液总量为4500毫升左右，这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的两倍以上。当时翁文辉体重已经不到40公斤了，身体对血液的存储能力远远低于正常成年人，身体内盛不下，就会流出来，难道那天翁文辉是整个躺在血泊中的吗？

诸如此类的荒唐事还有很多。据院方提供的收费明细表，67天内给翁文辉查细菌培养加药敏250次之多，平均每天将近4次。而按照医学规律，细菌培养加药敏需要三天才能出结果， 67天最多只能做22次，怎么可能做到250次呢？此外，还做了细菌和真菌涂片65次，平均每天将近一次。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此频繁的检验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两项的费用总计将近5万元。

此外，院方提供的收费明细表上显示，67天内给翁文辉静脉输液1843次，平均每天给病人扎输液针近30次；明细表上还显示，翁文辉每天用吸痰管328根，相当于4分钟吸一次痰，而病人一直都在用呼吸机，怎么可能这样频繁地换吸管呢？如果真是这样，那重症监护室哪里还是病房，简直就是地狱了！难怪翁文辉会写出那六张“遗书”，难怪他叫着要回家！

人们不难看出，这些数据都是为了平账造的假，可是他们造假的水平也太低劣了，漏洞百出，荒诞不经。在医院提供的收费单上，竟然有1000多次会诊费，7月26日和8月1日这两天的会诊次数分别为20次和10次。试问，什么医院对一个病人一天会诊20次？还有，67天化验收费的项目竟高达2925次，而实际发生的只有35次。这样公然地瞒天过海，造假的人就不想一想，能瞒得过去吗？

还有床位费、仪器费，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收费标准可能又创了一个全国第一。按照国家规定，重症监护室的监护仪收费标准是每天240元，可是他们却高达1249元。按照国家规定，重症监护室危重病人使用输液泵每小时5元，这一项，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共收取了32425元，翁文辉住院67天，单据显示共使用了6485小时，也就是说每天使用了近100小时！按照国家规定，三级甲等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每天收费一般在 3000～5000元，而他们在翁文辉住院期间平均每天两万多元，最多的一天将近13万元。

翁强在掌握了大量的事实之后，曾经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出要求核查事实，对责任人严肃处理，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二院也当真调查过，可二院院方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要按照于玲范的指挥进行调查，于玲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调查小组组长。

在得知翁强要把此事诉诸法律后，于玲范又多次打电话给翁强说要私了，问要多少钱给他作赔偿。后来还带着护士长郭小霞来见翁强，当面让郭小霞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

于玲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近140万元的医疗费并不多，实际还少收了许多！

这起天价医疗费事件虽然十分荒唐，却绝不是偶然的。据记者了解，患者医疗费虚高的情况十分普遍，许许多多缺乏翁强这样雄厚经济基础的普通百姓，为了挽救亲人的生命，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甚至走上了乞讨之路。老百姓对医疗界的黑洞早已是怨声载道，政府部门也已高度重视，正在加大力度治理整顿医疗界的不正之风。

医院的调查不能令人满意，翁强一纸投诉信寄到了卫生部。11月下旬，卫生部等部门已组织调查组对此事件展开全方位调查，部分涉嫌病历造假、重复收费、管理混乱等问题已初步认定。12月5日，记者打电话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办，询问对此事件的调查进展，接电话的女士说这事只有领导清楚，但目前领导不在，领导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记者再打电话到心外科重症监护室找于玲范医生，接电话的人说于玲范被停职，最近都不来了。记者打通王雪原医生电话，他说在调查组最后结论出来之前，他对此事不再发表言论。


荒唐治疗：500万天价医疗费换来6张泣血遗书···这不叫医院，改名“屠宰厂” 得了